(47)出版商面对的是有限的待出版的书籍，有可能对其进行逐一的详细核查。
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对比尤为明显。参见肖泽晟：《公物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
(54)在现代社会，国家权力应有其边界和限度，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范，已是普遍公理，在此无须赘述。当然，必须承认，即使宪法没有规定资源国家所有权，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对资源活动进行任何立法或管理。(25)前引(16)，于飞文，第55页。而全民并非特定时空下的具体国民个体的集合，而是不断生老病死着的一国人民之整体，这种抽象的整体性概念，显然无法成为民法所有权的主体。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对资源利用进行积极干预必不可少。
因此，这里的依法应理解为不违法，只要法律没有禁止性规定，即可利用，但须注意： 第一，这种利用不具有专属性和排他性，不能为个体所独占。但无论何种模式，都是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具体实现方式而不等于该权本身，是可以经由立法选择并根据现实需要加以灵活调整的，并不影响国家所有权之存在，更不会触动所有制基础。【注释】 李忠夏，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以下。虽然德国的公物概念与我国宪法中的公共财产概念在目的设定上存在截然不同，但也不能否认公物理论对公共财产理论所具有的启示性。[30] 有关公物的具体细节，国内学者已经多有研究或者译介，[31]本文在这里不再重复，惟须单独强调的是公物设立的目的，只有如此，我国宪法中的公共财产概念才能与之具有可比较性。就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国家所有而言，可以划分为自然资源、土地和国有企业三种类型。
这表明德国学界对公物设定的目的仍存在不同理解，通说的意见表明公物的设定以维护物的公共功能为主，而不在乎该物是否受私法规制，即使该物不在民法典之物的概念范畴之内，如果具有重要的公共属性，也需通过公法规制维护其公共功能，从而将之纳入到公物范畴。进入专题： 国家所有 自然资源 宪法规范分析 。
[26]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因为国家所有长期服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从而长期处于国家单方面的控制之下，经营价值要让位于国家任务，其经营长期缺乏市场竞争导致效率低下，并且计划经济理念下的分配体制无法有效激活生产动力，因此在国家所有方面造成了严重腐败、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从国有企业的改制中可得以更为清晰的洞察。从财产的属性上来讲，国有财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物的形式出现，另一类则是能够以货币估值的资产，这二者同属国家财产，但在规制上却存在不同。我国宪法对于国家所有的规制也是从这两方面进行，比如对国有企业的规定，就是从主体角度，而对自然资源和土地的规定则是从财产角度。
就此而言，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是介于国家管制与市场经营之间的。只有在1978年之后，这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建设模式才出现松动，以八二宪法为标志，国家对国营经济进行全面反思，并开始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存在，国营企业开始探索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自然资源领域甚至开始出现了交由个体经营的情况，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经营也融入到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下，而转向以效率和营利为主要目标，并因此而逐渐表现出营利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比如在砍伐林木方面，一方面是私人(包括以私法人形式出现的国家，比如国有企业)通过承包方式获得经营砍伐权，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始终保留对林木砍伐的监管权，但实践中，私人经营往往过于逐利而导致砍伐过度，而国家监管则因为法律规范的漏洞而流于形式，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破坏。[35]H.J.Wolff,O.Bacho f,Verwaltungsrecht,Bd.I,9.Aufl.,1974,§57 I a 2. [36]O.Mayer,a.a.O.,S.49ff. [37]Papier,a.a.O.,S.6ff. [38]E.Forsthoff,Lehrbuch des Verwaltungsrechts,Bd.I,10.Aufl.,München 1973,S.379. [39]F.Fleiner,Institutionen desDeutschen Verwaltungsrechts,8.Aufl.,1928,S.326. [40]Papier,a.a.O.,S.9ff. [41]Papier,ebd.,S.8. [42]陈敏:《行政法总论》，台北神州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第4版，第1009页。在法学的研究中，类型(Type)思维逐渐普及，但何为类型，却需正本清源。
[4]参见前注[2]，税兵文。[10]从新中国几部宪法的制定来看，国家所有条款都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理念的实现，最大程度上限缩私有制所带来的盲目、非理性以及分配上的实质不公，从而通过国家计划指令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一种理性分配和宏观调控的理想图景，而这也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的赶超战略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遥相呼应。
这一条款对于行政单位国有财产的界定不可谓不详细，但这一概念的问题在于将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统统纳入到国有财产领域，这在事实上并无问题，但在法律中却存在问题，因为流动资产等以货币体现出来的资产是融入到整个市场流通领域的，这部分资产并不能直接服务于公共目的和行政任务之实现，因此对这部分财产的公法规制就并无必要，也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对于政府采购行为，可以通过法律对政府采购活动本身加以规制，但对于用于采购的资金却并无直接规制的必要。另外，从文本的变迁中可以看出，虽然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最终都未明确国家对自然资源加以利用的具体形式，但从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五四宪法的最初草案中却可一窥端倪，即自然资源由国家经营，或者委托合作社经营，或者租给他人经营，这一条款最终从宪法文本中删除，虽然表明当时制宪者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具体模式并未有定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一种开放性，但却不能否认自然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经营性特征。
由此可见，这种公共财产制度并非如私法一样建构了一种所有权或者财产权，其本质是建构了对公共财产的公法支配权并防止公共财产遁入私法，[39]成为私法交易的对象。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国家不能等同于政府，因此国家所有权不能限缩为政府所有权，应该从国家所有权中推导出政府的责任与义务。随着对计划经济和国家管控一切之思维的反思，国家对国有财产的利用也开始采用更为灵活的方式，并朝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土地的使用以及国有企业的改制都概莫能外。然而如果宪法中的国家所有权不能成立，那国家所有究竟是什么？应该放到何种规范框架中加以分析？对该问题的回答，需要对国家所有条款的制宪背景、1982年之后中国宪法的变迁、国家所有条款在宪法体系中的定位等有所了解，通过上述几方面从而对国家所有条款进行类型化的解读。[43]在日本学者讨论公所有权的过程中，盐野宏教授也认为采纳何种理论或者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而应该直接指向制度的核心，也就是说，在否定了公法和私法存在的现在，直截了当地作为公物主体所拥有的所有权(及其他权利根据)的内容拘束性来理解，被认为就足够了。如果将国家所有与公共财产联系在一起，则可排除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有学者已经指出，所有公共财产的形成、运作、消灭、保护等等各方面，都是依据公共权力的，在民法意义上可以成为权利，以宪法意义而论，现代公法上的国家或政府无权利，政府对于公产的所有和管理，是政府对人民应负的责任，是一种公法上的义务，但绝非权利。
3.宪法的辐射效力 在很多情况下，当立法存在多种解释可能性时，就需要回到宪法，对相关立法进行合宪性解释，此时就需要透过对宪法的解释从而对立法加以解释。八二宪法则将自然资源单独规定在第9条，分为两个条款：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私有财产权防止的是国家公权力，而公共财产防止的则是个体的非理性，防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破坏。在私有公物之外尚存在一些公有之物需对其设定特别的公共目的，防止其流入私法交易之中，还存在一些无法被归入民法典中物的概念之内的物同样具备一定的公共属性，需对其加以公法上特别的限定。
比如有学者试图在国家所有方面建构宪法所有权-民法所有权的双阶构造，以图通过宪法所有权实现对国家占有、收益、处分的一种约束，甚至将其解读为国家的基本义务，[4]这显然瓦解了一直以来人们对基本权利的认知。另外，在本文所规定的类型之外，还存在其他国家所有的情形，比如道路、桥梁、图书馆、政府设施等国有财产应如何实现在市场经营与公共利用、私法权益与公法规制之间的平衡，同样不能忽视宪法国家所有的价值辐射。
然而，我们也不能苛责立法者，毕竟各领域完备之立法非一日之功，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达到今天的立法规模已经殊为不易，而且苛责立法者毕竟也不是法学的主要工作，法学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学理建构从现有实证法中发展出教义学体系，进行法条的解释与整理工作，使之勾连为相对严密的逻辑体系，立法当然要有所进步，但学者不能坐待天明，而是需只争朝夕，利用现有素材支锅架灶，而非另起炉灶，因此，立法工作与学术建构在完善国家所有的法律规制方面应相互砥砺、共同成长。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50]最后则是对国有财产仍未进行清晰的类型化处理，比如对于可进入市场竞争的公用物品和纯粹的公共物品并未进行明确区分，导致何种公共物品可进入市场、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排他性等问题并未得到清晰的立法处理。另外，并非所有立法均符合宪法，虽然国家所有领域属公共财产范畴，并不直接涉及个体的基本权利，此领域的立法主要以形成性的具体化立法为主，不会直接涉及限制性的立法，对于此种立法一般会交由政治民主过程来解决，而很少会对此进行合宪性审查，但也有相关立法会间接涉及基本权利的情形，比如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法规等方式对国有财产的经营给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以不同对待、在某些自然资源领域设置不同的准入标准，所有这些都涉及《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平等权以及民营企业的职业自由等基本权利，由此也会产生对基本权利的限制以及合宪性问题。
从上文分析可知，国家通过宪法对自然资源进行规制，其原因在于这些自然资源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经营价值。进一步说，国家财产本质上根本不是一种权利，而是国家活动的一种形式即一种权力表现，[12]这恰当表述了公共财产的规范逻辑。
(内部)行政使用之公物：原则上私人并无使用请求权，只有出于办事的需要才可进入行政机构，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即供行政内部使用的公物同时也是公共设施(#246;ffentliche Einrichtung)，私人才有使用该公物的请求权，比如使用市政厅阳台拍摄结婚照，从惯性做法中可推导出为了公众使用而对市政厅阳台进行了公物设定，由此可被视为公共设施，新婚夫妇则可拥有主张使用的请求权。[14]国家所有条款、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在制定之初便包含了经营的理念，但此种经营是假定国家的理性会顾及全民的利益，因此不存在盈利性与公共目的之间的矛盾。
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在学界备受争论，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同样需要上升至宪法层面，从而就自然资源进行宪法上的界定，并对国家所有所衍生的权利、义务进行分析。虽然从文义上来讲，国有财产应包含上述两类，但如果从解释学的角度而言，对后者的规制是从主体角度而非从财产角度，而且后者也并非基于财产本身而直接服务于公共目的，因此，本文将国有财产仅限于物，而非资产，后者的公法规制属于国家主体(如行政主体、国有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范畴，[28]又因为土地自然资源为宪法中所明确规定之类型，此处的国有财产则进一步限缩，仅指这两类之外的国有财产。
另外，对某些不具竞争性的纯粹公共物品通过立法而授权交由市场提供，从而在这些国有财产上产生直接的赢利效果并导致其公共性的流失(如监狱下属工厂的问题、由市场提供国防服务、旅游景点的过度市场化等)，导致本应由公法加以规制的国有财产完全遁入到私法领域，也会由此产生合宪性的问题。税兵：《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对于特殊用物(Sondergebrauch)，则原则上需要许可，只有例外情况下方能无需许可而加以使用，比如水资源的利用原则上需要同意(Erlaubnis)与批准(Billigung)，但在水法特别规定的公共使用情形中、所有权人使用的情况和沿岸居民使用的情况则无须特殊许可。1954年6月14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1954年《宪法草案》第6条第2款修改为：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48]K.Hesse,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20.Aufl.,Verlag C.F.Müller,Heidelberg 1999,S.18ff. [49]比如《公路法》第四章关于公路养护的规定和第五章关于路政管理的规定。2)在市场化的宪法变迁背景下，国有财产的经营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比如民营化，因为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具体经营国有财产的方式。
根据《宪法》第9条，矿藏属于国家所有，但狗头金是否属于矿藏呢？根据《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2条规定，矿产资源是指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具有利用价值的，呈固态、液态、气态的自然资源，从这一条中并无法看出狗头金与矿藏的关系。还有学者通过其他方式论证宪法国家所有权的成立，并因此而保障公民附着于国家所有之物的利益。
然而，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宪法中国家所有的规定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几乎所有的宪法案件都首先是普通法律案件，受部门法规制，只有当穷尽部门法救济时或者只有当部门法规定本身存在漏洞或违宪之虞时，才能成为宪法案件，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通过抽象的宪法条款规避具体的部门法规定，为判决中的主观任意大开方便之门，从而造成宪法案件的泛滥和宪法权威的流失。[1]风光立法案：2012年6月14日，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黑龙江气候资源探测和保护条例》，其中规定企业探测开发风能及太阳能资源必须经过气象部门批准，气候资源属国家所有。